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 ——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

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

——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畿辅研究中心主任。

 

     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直沽设卫，天津作为京城门户和水陆要冲之地位日渐显要，盐业经济随之迅速发展。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九年（1731年）升为天津府，辖一州六县。在行政区划上，天津的城市建制终告完善，其区位性质由过去单一的京师卫城向具备多元功能的商业港口转化。与此同时，天津本土文化日渐崛起，在清代形成高峰，并与海内名家频繁互动，天津诗歌随之迅速发展，很快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面目。考察清代天津诗歌的发展，需要从时、空两个维度入手。空间维度主要是以天津的交通要冲、港口地位为背景，聚焦南北诗人于此交汇，而形成的与本地诗人的混融，同时兼及本地诗人的创作。清代天津诗歌作为畿辅诗歌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考察其空间特色，探索其文化成因，从而衡量其在整个畿辅诗歌史上的区域地位，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区域规律和特点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作为后起的诗歌区域，天津诗歌为何能在康熙朝崛起，并迅速成为畿辅诗歌的核心区？其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都有哪些？天津诗歌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些都值得去我们今天去发掘和阐述。但因为清代天津诗歌文献的整理尚不够充分，本文的讨论主要以梅成栋（1775—1844）《津门诗钞》为中心¹，兼及其他天津及畿辅诗歌文献。

 

一

在清代天津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中，世家大族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特为突出者，有张、查、金三家。梅成栋《津门诗钞弁词》云：“大抵津门诗学，倡其风者，推遂闲堂张氏为首；继之者，则于斯堂查氏也。”《凡例》又云：“集中有属一家兄弟父子祖孙者，虽其人年代科分先后不同，亦必附于一编，令其家世了然，有便考证。”《津门诗钞弁词》：“计张氏一门，得诗人十一，而成进士者二；查氏一门，得诗人九，而成进士者三；金氏一门得诗人八，而成进士者二。”因此张、查、金三大家族的创作在清代天津诗歌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其崛起与传承的过程代表着天津诗歌发展的基本面貌，以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一）以商业奠基，以园林聚贤。

首先，张、查、金三家以张家为首，据《张霖传》（本文张、查、金三族人物生平，如无特别说明，均自《大清畿辅先哲传》各人本传）等记载，张霖之父张希稳在顺治年间因业盐移居天津，张霖（1658—1713），号鲁庵。以业盐起家，由商入仕。张霖颇有理财之能却不爱财，在陕西为官曾捐资饥民，在福建布政使任上根除藩库陋习。查氏为明万历年间自江西临川北迁至宛平（据查日乾《宛平查氏支谱序》），到查日乾（1667—1741）时，来到盐商张霖手下，以业盐为生。后张霖入狱，雍正年间，查氏则在长芦盐运使手下展露了经济之才。

有了经济的积累，两家均以筑园交游为乐事。张霖在天津筑有问津园和一亩园。问津园在天津城东北的锦衣卫桥，是清初天津的文化中心。沈一揆、吴雯等在此均有吟咏之作。《（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九记载：“中间缘事落职，遂构问津园为偃息地。”一亩园也在城东北，其中有最著名的当属遂闲堂。“月树烟廊，奉板舆而周历；花光草色，杂莱彩以将迎。”景色十分优美。康熙三十至四十年间，这里曾经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诗人、古文家、史学家和画家。张霔筑有帆斋，建筑风格追求自然，有古村舍风味，也是当时文人雅集之地。张霖的曾孙张映辰复兴家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思源庄，成立诗社，文人再聚。查为仁“筑园于天津城西三里近河之处，曰水西庄。”“庄去京都不满三百里，大江南北往来冠盖相属，一剌之投，辄延款如故。”一时名宿云集于此。学界关于水西庄的文人雅集已多有关注，此不赘言。

（二）以风雅居家，以诗书传世。

张家具有较深厚的物质积累，所以文物收藏宏富，《（乾隆）天津县志》记载遂闲堂“书法名画充溢栋宇”。吴雯即有《题遂闲堂赵松雪画图》一诗。查氏“家豪于财而性嗜读书”，“七略，四库之书从插满架”。在水西庄，“缥缃锦轴，法物图书，金石彝鼎之属悉充牣其中。”两家族中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很高书法和绘画造诣的人物。张霔“书得张旭神骨”（《天津府志》）“字画遒古，逼肖钟王”（梅成栋语）。张壎善草书；张鲤工书画；张虎拜楷书为阿桂所重，名人碑刻，常令其书写，“人得片纸只字，咸宝惜之。”查为义在丁忧之后为山泽之游，闲坐兰竹花卉，得赵孟坚、文徵明意，当时天津善画者朱岷、胡峻、恽源浚、徐云、陈元复，皆与之游。金玉冈“工诗善画，自成一家。所绘尺幅纸片，人以为宝”。

张、查、金三家几代传承，人人善诗，代代有集。张霖，著有《遂闲堂稿》。张霔，著有《帆斋逸稿》、《欸乃书屋集》、《绿艳亭集》、《弋虫轩集》、《星阁集》、《秦游集》、《读晋书绝句》等等。张霖次子张坦，有《履阁诗集》和《唤鱼亭诗文集》。三子张壎与兄长同年举人，有《秦游诗草》，二人又有《二张子合稿》。其后人又有张映斗子张虎拜，有《妙香阁诗集》；张映辰子张虎士汇集先人诗作为《遂闲堂诗草》。查日乾撰有《左传臆说》四卷，《史腴》四卷。日乾长子查为仁有《蔗塘未定稿》，其中内集八卷，外集八卷，另著有《莲坡诗话》三卷。为仁子善长著有《铁云诗稿》。查善和著有《东轩诗草》《静喜草堂杂录》，善和子查诚有《海沤诗钞》、《天游阁诗稿》。为仁二女儿查调凤，以能诗著称；三女查容端，聪慧工诗，有《晓镜阁稿》（亡佚）；五女查绮文，也善吟咏，三姐妹诗作均见《津门诗钞》。日乾次子查为义有《集堂诗草》。其孙查彬有《经史汇参》、《湘芗漫录》、《采芳随笔》、《小息舫诗草》等。日乾三子查礼有《铜鼓书堂遗稿》三十二卷和《铜鼓书堂藏印》四卷。其长子查淳有《梅舫诗集》、《灵渠纪略》三卷。查淳次子查林有《花农诗钞》六卷。

金氏为浙江会稽人，留寓津门。金大中，尤工诗，古文为世所传，有《可亭集》四卷。其子金玉冈，作诗两千余首，有《黄竹山房诗钞》，女金至元为查为仁妻，夫妻唱和成帙，号《松陵集》，自作诗集为《芸书阁集》。上述三家，查日乾出于张霖之门，其后张映辰又与查善和交情深厚，金氏又与查氏结亲，遂成为津门诗歌史上一段佳话。

这三个家族虽然是世代书香，但其中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族人并不多。大致说来，张坦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张埙是嘉庆甲子举人，道光癸未进士。张虎拜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逾年进士。查为仁举乡试第一，查诚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家族中更多的后人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朝廷体制和儒家思想的驯服者。如天津诗歌第一人张霖“天才不羁，性复慨慷。”张霔自号秋水道人，取庄周之义。张坦号眉州散人，坦子张鲤号沽上闲鸥，“风怀闲朗，与物无竞。”张琯“生有至性，家贫善娱亲，不问生事”。张标为武生，善弯弓驰马，但不废吟咏。查为仁在被冤之后，“绝志仕进，淡然一无所营”。金玉冈“素慕陶弘景、林和靖之为人”，“好读书博览，不求仕进。……壮岁出游四方，闻佳山水，必至其地。”所以，与本朝官员诗人多写社会现实、易代感慨和称颂功德不同，他们的诗歌往往带有某些庙堂之外的野性，也更加注重诗人自身情绪的表达。

早期有代表性的是帆斋文人张霔（1659—1704），他的诗作较多为友人之间的唱和、个人游历之感和山林之趣。如《秋槎》其二：

 

西风萧瑟起蒹葭，随意中流一放槎。幻术漫疑浮竹叶，多情犹欲采莲花。龙鱼自古秋为夜，鸥鹭从来水是家。忽忆当年河伯语，扣舷朗朗诵《南华》。

 

秋水之美和人生之欢渗透在字里行间。梅成栋评价其诗“风鹄摩天，春鸿戏海”，就是对其潇洒不羁的个性、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平畅自然的语言共同形成的纵情随意的诗作的形象概括。金玉冈的个人风格与张霔接近，但更多闲逸之气，这位江湖散人在《生日》中写道：“蝶与庄生两未真，百年哀乐等浮尘。偶来寄迹原无定，必欲长生亦累人。闲想便成衾底梦，久留终是客中身。不如暂对花前酒，五尺红葵照眼新。”虽然表现出较为浓重的虚无感，但更多的还是俯瞰众生的视角和口吻，所以并不显得特别悲凉低落。

中期的水西庄文人中查礼较有代表性。他在出仕前即多与水西文人唱和，而后相继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为官，人生经历颇为丰富。《春暮散步城东，渡河过香林院，小憩田舍，晚归》其一：

 

拨醅新水满塘坳，潋滟晴光浸柳梢。三月海螯初上市，一春江燕未归巢。澄怀岂必常高卧？远眺无妨出近郊。寂历绀园人不到，隔墙闲听梵钟敲。

 

诗歌写景精致，表情闲适，构思精巧，对仗工整，可以代表当时庄园酬唱文人的一种整体创作倾向。后期诗作语言依然流畅自然，但平定叛乱的战斗经历让他的诗作增添了更多骨力。如《从军行》：“相逢莫说从军苦，书剑争看腐儒腐。分门持筹宁足伍，神来得句荣衮黼。酒酣耳热还起舞，舞罢歌声达天府。谁怜须发霜缕缕，歌意低昂音凄楚。”已摆脱了原有的文士气质。

三大家族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查、金二家的女性诗人。金至元《芸书阁剩稿》有一些留存的诗作，查家女儿亦有诗作流传。金至元《夜话和莲坡主人韵》：“人生大抵游仙枕，已出邯郸君莫疑。世事浮沈无定着，流光劫火漫寻思。试香午院宜煎茗，斗墨晴窗好赋诗。终卧牛衣吾不悔，只凭清课惬心期。”是诗作于查为仁出狱之后，其中对世事浮沉的感悟和恍若隔梦的描写，均有男子担当之风，“终卧牛衣吾不悔”，恐怕是对查为仁最大的人生慰藉。

上述可见，世家大族在这个阶段天津诗歌的发展中，无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世家在天津的家族产业积淀与文化积淀，也是推动天津诗歌发展的基础力量。

 

 

二

、经济等因素。元明清三代政府相继定都北京，给天津带来了相当多的地缘便利，这也为天津文化、文学、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天津“土著者少，流寓者多”，诗歌的崛起，除了得益于当地涌现出的众多文学家族外，还与此期滞留天津的寓居者有关。据方志载：“津邑邑民，自顺治以来，由各省迁入者，约十之八九。”这些外来人口中，文化层次较高者不在少数，他们为天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考察他们的情况，也是讨论天津诗歌文化成因的另一个维度。

梅成栋《津门诗钞》卷二十五载有很多元明时期曾流寓天津的诗人关于“直沽”的吟咏，这些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天津城市的历史发展。天津在元代称为“直沽”，作为港口，不仅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枢纽，更直接面向大海，为海运的重要港口主要运输粮食。“直沽”在元代便是文人热衷吟咏的对象。如傅若金《直沽口》（其一）：“远漕通诸岛，深流会两河。鸟依沙树少，鱼傍海潮多。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讲述直沽口不但有通衢“转粟春秋入”之用，而且成为屯粮的重地，逐渐繁荣。王懋德《直沽》则有“东吴转海输秔稻，一夕潮来集万船”之语，直言直沽口熙熙攘攘的繁华之象。而藏梦解的《直沽谣》则生动反映海运之风险：“风尘出门即险阻，何况茫茫海如许？去年吴人赴燕蓟，北风吹人浪如砥。一时输粟得官归，杀马椎牛宴闾里。今年吴儿求高迁，复祷天妃上海船。北风吹儿堕黑水，始知溟渤皆墓田。”

明代天津又有大发展，其拱卫京城的军事因素凸显出来。这也反映在明代流寓天津诗人的诗歌中。“近海严烽戍，孤城雉堞雄”（曾棨《过直沽》），“市集诸番舶，军屯列郡田”（王洪《过直沽城》），“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尽屯”（邱浚《舟次直沽简彭彦宝》），“静海金钲传古戍，直沽牙阃驻新军”（徐石鳞《夜发静海抵直沽》）。这些诗歌的创作与直沽的建城与屯田驻军直接相关。

与元明两代相比，清代流寓天津的诗人数量骤增。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所录曾游历或寓居天津的异地诗人就多达80余家，其中不乏驰名全国的一流文人学者，如朱彝尊、赵慎行、赵执信、汪沆等。他们不但创作了大量诗作，吟咏天津的名胜古迹、物产风俗等，还与当地的名士、大夫赠答酬唱，探讨诗艺，从而推动天津诗坛繁盛一时。当然，促使异地之士游、居天津的原因颇多，其中，交通的便利、园林的兴建以及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无疑是关键因素。

清代是天津迅速发展崛起的时期，清代天津的交通与军事地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而经济的繁荣也成为天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天津作为水路入京的必经之地，也是清代长芦盐业的中心，富甲一方的盐商们在此建造了很多高大气派的豪宅和景色优美的园林。据方志载，康雍乾时期的盐商私家园林多达20多处，其中较为著名者，如“海内名流过津者，无不假馆，称为小玉山云”的问津园，以及与扬州马氏秋玉玲珑山馆、杭州赵氏公干小山堂并称清代三大私家园林的水西庄等。进京述职或参加科考的各地官员、士子等，在天津停留换乘时，往往慕名探访这些名园。诗文酬唱无疑是园林内最主要的文化活动。如查氏水西庄，“大江南北才俊凡道出津沽者，一刺投无不延揽”。朱彝尊、吴雯、姜宸英等文坛名宿皆曾造访名园，在帆斋、七十二沽草堂等园林内，与园主龙震、张霖、梁洪等“或一日一聚，或十日一聚，或一二日即一聚，或连日夜相聚。聚时即觅题吟诗，互相删校为乐”。而其酬唱之作亦被辑录成册，并冠以园名刊世，知名者就有龙震《玉红草堂诗集》、张霖《遂闲堂稿》、金玉冈《黄竹山房诗钞》等。这种优渥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移民城市，清代天津的城市文化已呈现包容、多元、开放之势。明初三卫的官籍名册显示，调守天津的官、军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为南方省区的人口占官籍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天津发展之初就有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混杂、碰撞、融合，处于多元的环境中，士子在此驻留并无寄居他乡之感。陈卫民先生曾据《天津县志》《重修天津府志》《天津县新志》等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迁入天津的外地人士中，来自江浙等南方地区者占大半⁵。江南士人钟情于此，自然同天津的地理风貌以及城市的开放性格密切相关。“天津一城，三面临河，大海在其东南，三角淀绕其西北。”水域之富不亚于江南，是北方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且南方货物经大运河大量运入，商贾也随之在此萃集，故天津商业十分发达，城市的热闹繁华程度可比肩江南。由此，天津赢得了“小江南”、“小扬州”的美誉。查为仁《采菱曲》曾云：“漫说直沽风景异，有人曾唤小江南。”崔旭《津门百咏·天津城》亦言：“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天津这种充满江南特色的景观风貌和经济情状无疑对南方人士有极强的吸引力，曾做客于查氏水西庄的武进人朱岷对此感叹道：“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这种城市文化是独具有天津性格的，也滋养了天津文学、天津诗歌的独特个性。

 

三

以天津诗歌世家为中心，依托于天津园林、经济、交通等便利条件，众多来自外地的流寓、寓贤诗人聚集于天津，进行了经久不衰的系列诗歌切磋互动活动。诗歌互动主要体现为诗歌雅集和诗人结社。

梅成栋编订《津门诗钞》时注意到了诗歌雅集，“沽上文坛风雅之事，一盛于国初张鲁庵之遂闲堂，再盛于查莲坡居士之水西庄”，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是天津诗歌雅集的中心，对天津诗歌的孕育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说遂闲堂，《津门诗钞弁词》：“大抵津门诗学，倡其风者，推遂闲堂张氏为首。”遂闲堂主人张霖喜延揽天下才士。遂闲堂雅集盛于康熙中后期，海内名士慈溪姜宸英，秀水朱彝尊，宣城梅文鼎，桐城方舟、方苞，博山赵执信、蒲州吴雯，宁远沈一揆等出入遂闲堂，与津门才俊互相唱和，除此之外，画家石涛、王翚，戏曲家洪昇等人亦为遂闲堂座上宾。《津门诗钞》按语张霖小传云：

 

告养时，筑“遂闲堂”、“一亩园”、“问津园”、“思源庄”、“篆水楼”诸胜，园亭甲一郡。欵接大江南北名流，供帐丰备，馆舍精雅，才人云集。一时前辈如姜西溟、赵秋谷、汪退谷、吴莲洋、洪昉思、王石谷、张石松、方百川、灵皋、陆石麟、、徐芝仙诸公，及同邑诸名宿，文酒之燕无虚日。飞笺刻烛，彬雅之风，翕然丕振。

 

问津园也是重要的雅集场所，据《天津府志》记载，张霖缘事落职之后，“构问津园为偃息地，招大江南北名流觞咏其中”。张霖从弟张霔亦喜招揽名流，常与梁洪、龙震、黄谦、李大拙、陈仪、大悲院世高等人相酬唱。张霖、张霔本身皆为康熙朝天津诗坛著名诗人，在二人的主持下，天津本地诗人和外来流寓诗人常在遂闲堂、一亩园、张霔帆斋、僧智高大悲院、道士王聪香林院等地结社唱和、吟咏亭林。

再说水西庄。康熙末年，天津大盐商查日乾以雄厚财力在南运河畔建设水西庄，至雍正年间完工。乾隆元年（1736年）查日乾之子查为仁（1694—1749）因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结交了很多士人。有数十人与查氏诗文赠答，造访水西庄者亦有十几人之多。此后参与水西庄雅集者有秀水万光泰、钱塘汪沆、长洲沈德潜、钱塘厉鹗、仁和杭世骏等二百余人。水西庄雅集所作诗歌体现出了共同倾向，创造了清代天津诗歌创作的繁盛景观。

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之外，还有金平“起岭南轩，拓园亭以馆南北之彦”，还出现了张映辰的思源庄、李承绪的寓游园等，都是以雄厚财力为基础，修建园林、收藏珍书美物，用以招徕文士，成为未仕或困顿失意文人暂时的栖息之所。亦有雅集问世。然而，这些文人群体，往往随着有号召力的主持者故去或财而自然散落。

清代天津地区的诗人结社则以梅花诗社为最著。梅花诗社的宗主是梅成栋，道光五年（1825年），他与同学崔旭、李云楣、陆钧等人先在十研茅庐结社，互相唱和。次年，崔旭离开天津，梅成栋带领其他研庐社成员与乔寓天津的张世光等名流结社于双槐树屋，时值梅花盛开，故称梅花诗社。梅花诗社人员最多时达四十余人，多在查氏水西庄旧址举行唱和活动，追怀旧时水西庄盛况，吟咏天津风物。后王崇绶将其辑为《沽上梅花诗社存稿》，有稿本传世；另又有《秋吟集》传世。光绪年间，天津又兴起诗星阁诗社，由华世奎（1863—1941）倡导，联合孟广慧、华世铭、高凌雯等人，编印《诗星阁同人试律钞》，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梅花诗社是清代天津地区诗社的翘楚，此后天津诗坛虽然诗社屡兴，亦留下不少诗作，但总的说来，其影响力均未超过鼎盛时期的梅花诗社。

 

四

清代天津诗歌具有独特的空间特征。我们在考察整个近世畿辅文化的时候，发现“南北水陆交通线周边更能有效地传导文化中心的影响力”，清代天津坐拥海运和漕运的双重便利，成为畿辅文化发展的热点地区；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容易受到文化中心的感召”，天津经济起步于盐业，再发展为以港口贸易为核心的多元经济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地位在清代稳步上升，城市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以张氏、查氏等为代表的文化世家，保证了诗歌创作的持续稳步发展，而以诗歌世家为骨干与外来的文人进行诗歌雅集和结社活动，更是清代天津诗歌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地区原有文化底蕴决定接受文化中心影响的程度”，天津属于后起区域，文化底蕴是其薄弱之处，但“，也会相应改变其与文化中心的互动关系”，沿海贸易的发展使得“天津在清代大幅提高文化地位，由边缘向中心靠拢”。，带动了天津诗歌的发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更趋明显。天津作为一个地方性区域，由边缘而趋于中心，吸引大量文人聚拢而来，于是天津荟萃南北，在不同地域文化滋养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景观。

清代畿辅诗歌以诗人和诗歌文献的数量而论，热点地区主要有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永平府和天津府五个地区。相比较而言，顺天等四府的诗人原籍自产者居多，体现出内陆型文化发展的特征，较为封闭，承续原有的地域文化底蕴，较少巨大的起伏和转折；而天津诗人则外来者占据很大的比例，体现出海洋（或港口）型文化发展的特征，较为开放，地域交叉融合的情况甚为明显。即以天津诗歌三大世家而论，其实皆来自其他地域。其中张氏、查氏来自畿辅其他区域，金氏则来自南方。张霖原籍永平府，“临渝城西付家店人。国初地属抚宁，故称抚人”，“因子孙侨寓津门，故津志收为津人”，所以我们看到，张霖和其弟张霔，以及其子、孙、曾孙的诗歌也被史梦兰收入《永平诗存》。查为仁的父亲查日乾是顺天府宛平县人，按照《津门诗钞》所记，“原江西临川人，世居天津，寄籍宛平”，后以行盐致富，遂居于天津。金氏移居天津的初祖是金平，“原籍山阴，游天津，遂家焉”，是浙江绍兴人。由此可见，天津诗歌的基本架构是由外来人口迁移至此而奠定的，来此的原因，或因经商，或因仕宦，体现了天津作为后起城市，在文化基因上具有地域交融的特征。

天津作为港口，海运和漕运均甚便利，依靠交通便利，与江南地区交流频繁，成为天津文化的一个特点。天津的诗歌人口有很多是由南方迁徙而来，于此参加雅集或交游，如秀水朱彝尊、万光泰、钱塘汪沆、长洲沈德潜、钱塘厉鹗、仁和杭世骏等。另外，天津诗歌还受到南方海洋文化的影响。由于海上风波不断，南方沿海居民普遍信仰“海神娘娘”，故在南方沿海地域，常见妈祖庙。受此影响，天津也建有“天后宫”，最早建庙在元代，《元史·泰定帝本纪》：“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元人张翥有《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一诗，就是对于官员祭拜“天后”的描写。清乾隆初钱塘人汪沆做客水西庄，写下《津门杂事》一百首，第十首云：“天后宫前泊贾船，相呼郎罢祷神筵。穹碑剔藓从头读，署字都无泰定年。”可见天后崇拜一直延续下来。清乾隆间天津人于豹文写有《天后会》诗，记载了三月二十日及二十二日天津举行的盛大天后祭祀活动，“澄鲜惠逮鲛人伏，祝颂便联珠户倾。寿域枝交桃捧日，华筵香满巷吹饧”等句。清代畿辅区域，其余各府的文化仍属内陆型，农耕文化占主流。天津的海洋文化属性尤其值得注意，民间信仰受此影响，诗歌创作也一定程度上受海洋文化浸润。如金玉冈《深秋早寒》有句云：“黄雀飞时秋又深，鲤鱼吹浪海天昏。”作为“寄心霞外”的隐逸诗，由“江”、“湖”、“潭”而至关注于“海”，正是天津近海的空间特色的反映。

从诗歌在本地域的内部空间分布来看，天津亦独具特色，与畿辅其余各府多有不同。以《津门诗钞》所收诗人为例，其中邑贤218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所辖六县，梅成栋名之曰郡贤，共80人，其中静海24人，青县6人，沧州12人，南皮7人，盐山6人，庆云25人。除静海、庆云两县诗人数目超过20，其余四县有三县都在5人左右，寥落不堪。而且除庆云崔旭诗名略盛，其余各人均寂寂无名。可见天津诗人集中于城市，诗歌创作也多在城市开展，县域的诗歌很不发达，这与清代天津的经济、交通地位重要性的提升过程是一致的。在空间分布上，天津诗歌核心区与经济核心区大致重叠，港口贸易与诗人聚集、居住形成了同构关系，这与天津海洋型文化特点是大致吻合的。而畿辅地区内陆型文化区域诗歌的空间分布则相对分散，县域诗歌较为发达，这又与农耕文化的特点相一致。以永平府为例，其间活跃的“十余个文学家族”，分布在乐亭、迁安、昌黎、滦州、抚宁、临渝等县，虽然乐亭、迁安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总体而言诗人分布较为分散。而天津的文学家族，张氏、查氏、金氏都在城市，高度集中在港口贸易核心区，同时也是经济核心区。清代天津这种诗歌分布的空间特色，是畿辅区域中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因而尤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参考文献：

梅成栋：《津门诗钞》，清道光间思诚书屋刻本。

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华鼎元：《津门征献诗》，光绪十二年刻本。

陈卫民：《天津的人口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吴廷华、汪沆：《天津县志》，乾隆四年刻本。

史梦兰：《永平诗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