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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 最喜过年“天津红” 每逢佳节倍思灯

新报星期六2019-06-24 12:25:34

手提花灯喜洋洋
王金波(左二)向周汝昌介绍宝辇花会复兴情况


  今年3月31日,新报星期六专版刊发了纪念天津老乡、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诞辰百年的“乡情”“乡忆”特别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追忆往事,令人能深切体会到周汝昌先生对故乡天津眷恋之情。


  “之前有几年,他总觉得北京过年没有年味,然后讲天津过年时穿红挂红的喜气劲儿,怀想天津小吃和高高挂起的灯笼。”“他说过,天津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海河母亲’哺育津门儿女;一位是‘妈祖母亲’,是和平女神。”“他回天津省亲,题写‘西茶棚’大讲民俗文化的责任,为葛沽民间宝辇花会‘正名’。”……到今年的5月31日,周汝昌先生已经去世六年。今日,新报星期六通过采访,一起追忆老先生生前所钟情的天津风情。


  除夕品评全镇春联


  很多人都曾到北京周汝昌先生家中拜访过,在他屋子里的书柜上,总能看到几串中国结,红红火火的格外耀眼。那一年,天津来人到北京为老先生庆贺90岁大寿,天津水西庄研究中心主任韩吉辰拿着自己最新的研究资料和老先生合影,回来才注意到,周家的窗檐上,还挂着吊钱,当时已经相当炎热了,按照老习惯,正月二十五“填仓”就该撕下春联、吊钱,为什么老先生的家……“父亲舍不得撕掉。”周伦玲揭开了这个谜底:“之前,北京一直没有卖吊钱的,每年家里贴的吊钱,都是天津邮寄过来的。但父亲坚持要留到第二年的春节,有了新的才换下旧的。”


  周伦玲告诉记者,之前有一段时间,父亲总觉得北京一到过年就没有年味,“他就给我们讲了不少他记忆中的天津过年风俗风情,用他的话说:‘腊尾年初的天津城,那真是一段奇景,其美无伦。’”在周汝昌先生的记忆中,天津过年是“喜气满乾坤”“万象更新”的红火景色与吉庆心情。尤其是满目的红色,体现在家中的装饰和妇女的打扮上。周伦玲说,父亲曾说他有个“怪脾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强迫症的意思,到了腊月三十,最迟到傍晚之前,他不但要监督家里所有的春联、福字还有影壁墙上的“竖幅”都贴上、贴对,“还要在咸水沽全村镇走一圈,看看各家贴春联的书法、句法做品评。”这是一红。在大年初一时,天津的妇女们一开门就一色大红色衣装,头上绒花必不可少,直到脚下鞋袜,绝无一丝杂色。“他说,天津南市有好多曲艺园子过去叫杂耍园子,开年后的第一场也是满台红。”父亲认为,红,“是天津色”。


  “父亲还是花灯迷。”周伦玲说,先是除夕夜各种各样的灯笼照亮了大年夜的每一个角落,小孩子打着小灯笼,父亲形容这样的场景像星星在流动,再有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年,他得知当时天津有万盏花灯闹元宵的盛况,非常高兴。他说,民俗是个民间老百姓自己发明、自己选择、自己创造的美好境界,这些都不可以借口‘现代化’而乱来的。”他当时说,花市灯如昼,如果真的都换成1000度灯泡照亮黑夜,“那只是繁华都市的夜景,就不是过年逛灯节的意思了。”尤其有一阵,流行的宫灯都一个造型,“肥矮的倭瓜似的,还加个穗子”,在老先生看来,“花灯”就得造型各不同,不然就“守着一个灯好了,何必逛呢”。


  周汝昌先生和四哥周祜昌感情极好,不论是红学还是鼓曲四哥都相当偏好,对于花灯也非常喜欢。七七事变后,周汝昌被迫中断学业,从燕京大学回到天津当了个小职员。有一天,兄弟俩偶尔发现在劝业场的一家店铺里有着成套的宫灯,居然六面绘制的都是《红楼梦》的故事。当时兄弟俩并没有经济能力把这套宫灯都买下来,只好选了两只凑成一对。


  周汝昌记得四哥选的宫灯上画的是两个人抬着一盆海棠,当时旁边还有人说,这是书中“探春结社”的故事,因为贾芸送来了白海棠,探春就取名叫“海棠诗社”。灯买回家了,先是大年夜在客厅里挂着,后来到正月十五,就挂到自家“同立木号”临街铺面的檐上。当时天津南郊有花会巡游,路过各家商号都会表演,在“同立木号”前表演就一直是在兄弟俩买回的这对宫灯下。“过去,父亲会在过年时和我们念叨,什么都不要,就要一盏灯,就有年味了。”周伦玲说,买回了灯,也从大年夜一直挂到元宵节。“父亲曾说,每逢佳节倍思灯。我们现在是,每逢佳节倍思父了。”


  “踢脚”家乡宝辇花会复兴


  周汝昌先生出生在咸水沽,过去属于天津南郊。他身前多次提及的南郊风情民俗中,“过会”是年节相当重要的民间活动。在离咸水沽不远的葛沽,如今每年的正月十六,镇上花会都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到此观看,感受浓郁的年俗气氛。而这一项民俗活动最终得以完全恢复,还是借了周汝昌先生的“名人效应”。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又逢周汝昌先生诞辰百年纪念,说起往事,葛沽文化站退休老站长王金波感慨颇深。他告诉记者,葛沽宝辇花会历经六百多年历史,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但是,在改革开放后,葛沽从恢复第一架宝辇到花会民俗活动的全面恢复,却亏了周汝昌老先生为我们说话,为葛沽民俗宝辇花会‘正名’。”葛沽宝辇在十年特殊岁月被全部破坏,1977年,葛沽花会活动首先恢复,一直到1985年11月,应群众的要求,镇政府批准了葛沽文化站修复宝辇的《请示》,当时以郭长会、王金波和赵宝连为首,组成了13人的修复遗产——葛沽宝辇领导小组,在镇文化站和文化分馆的直接组织下开始了紧张的复制工作,“从筹集资金到施工制作,我们经过两个月的昼夜奋战,终于复制了第一架宝辇。”王金波说,1986年春节,当第一架宝辇出现在葛沽镇上时,老百姓都蜂拥而至,在复制的工厂里看,“这还登上了《天津日报》,轰动一时。”


  然而,由于当时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受到一些错误认识的禁锢,葛沽宝辇花会展演受到了限制,提请再修复其它几架宝辇的要求非但没有被批准,而且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复兴被批判为“封建迷信”,“我们这几个‘领头的’当时受到了直接‘处理’。”王金波说,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就想到了同是“南郊人”的周汝昌先生。“于是,我们请周先生回乡省亲。”1988年5月,温和的天气里却处处透露着春天的盎然生机,周汝昌先生回到天津,“到葛沽时,我们把座谈会的地点就安排在工厂的接待室里。”当时作为葛沽文化站站长的王金向老先生介绍了花会恢复、宝辇修复的坎坷历程,“我觉得老先生明白我们的意愿。”周汝昌先生听完后十分激动和愤慨,他在座谈会上直抒胸臆,抨击了当时错误的思想和言论,王金波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先生在会上说的话,“他指出:‘世界上有个和平女神,我们中国也有个和平女神,那就是妈祖林默娘——海神娘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信仰妈祖,妈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和平女神。她将对我们的和平统一起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妈祖文化,使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王金波说,当时还只是想到恢复这一传统民俗活动,而老先生已经指出民俗活动新的文化高度和历史使命,“这是为我们地方上的民俗活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大舞台。”


  周汝昌先生鼓励葛沽弘扬妈祖文化的顽强精神和极大热情,说“葛沽的民间花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你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王金波等人领着老先生参观了第一架宝辇,还邀请老先生为“西茶棚”题字,周汝昌先生欣然答应,用钢笔在纸上写下了“西茶棚 周汝昌”,如今,每年正月里的葛沽宝辇花会,西茶棚的旗上明晃晃的就是老先生的题字。


  正是这一次“有意安排”的葛沽之行,借老先生的“名人效应”,打破了葛沽民俗文化活动复兴的僵局,“老先生的精辟论述给我们带来春天,从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松动’和‘解禁’。”王金波说,当年自己就带着葛沽东茶棚凤辇和葛沽清平竹马会参加了“天津市首届津沽花会大奖赛”。葛沽东茶棚凤辇获“继承奖”。从此葛沽花会彻底砸碎“桎梏”冲出“樊笼”。


  在天津古文化街天后宫正殿里的一对大抱柱上,还有周汝昌先生撰写的长联:

  裁霞曳绣 辇凤翣鸾 士女总倾城 竞香影六街 万盏明灯迎五驾   

  镊簟凌波 衔龙画鹢 神灵长静海 敷恬风九域 千艘楼橹会三津


  1996年5月,周汝昌先生在天后宫内举行的妈祖文化研讨会上说过,天津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海河,一个是天后。他曾说到,第一次去娘娘宫是因为当时在河北中山公园里的觉民中学上初中,二哥周祚昌在宫北大街的一家钱号里当职员才得以逛逛。他对于当年的记忆相当深刻,曾回忆说:“走进天后宫大门,院落并不宽敞,被一个高约三四尺的砖台占据着。台上的建筑是一座形态十分古老而美观的大牌坊,这就是我平生所见的最为难忘的古代名胜景观……”


  南市黄叶村烧饼的巧合


  对于《红楼梦》中描写的饮食,周汝昌先生认为,那只是曹雪芹为了给人物、情节“设色”,并借以表达他的美学观而已,“不在于‘仿膳’式的照猫画虎,只在于体会它的精义神理,亦即中国烹饪的哲理和美学观。”周汝昌先生对于自身的饮食却无甚要求。周伦玲提及,父亲晚年,平时还吃些青菜、豆腐、萝卜以及炖得很烂的红烧肉。“由于父亲视力的缘故,我听他口述了不少天津小吃,可惜的是这些东西似乎现在都没有了。”


  让老先生心心念念的几样“好吃的”都是偶然发现的。周家人对鼓曲有瘾,周汝昌先生的母亲爱听刘宝全、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二哥周祚昌就常把母亲接到城里,住在南市的福安旅馆,这里不但离南市诸多园子近,而且更是白发鼓王白云鹏带着徒弟住的地方,有时散场后,周母甚至和白云鹏等同时步行回旅馆。为了省钱,有时吃得也简单,就是小米粥就着烧饼和7角钱一只的熟野鸭,他曾回忆,这三样当饭,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吃得快活舒服。


  而烧饼就来自二哥在当时南市有名的长春堂旁边发现的一家字号叫“黄叶村”的小烧饼铺,高中生周汝昌就觉得天津真有高人,一个烧饼铺的字号都那么清雅。有意思的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曾受到友人敦诚的劝告“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才有后来的巨著问世。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受到周汝昌先生的邀请,欣然绘制了一幅《黄叶村著书图》,传为美谈。对于北京西郊黄叶村是否曾是曹雪芹的居住地,学界争议很大,但对于南市这家小小的烧饼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巧合。


  “烧饼分两种,一是有点发白的普通型,二是酥而不脆的淡甜型。”烧饼后来被大家从南市带到南郊,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此外,北门里的一家“无名”小蒸食、东门里“老郑记糖炒栗子”等,现在来说,都给了周汝昌先生深刻的“舌尖记忆”,当然还有传统包装——干果鲜货用蒲包儿,就是蒲草编的软篓子,上面还得盖上长方形红绿色的店签,用麻的纤维丝染成红色的麻茎子捆好;而点心匣子都用木头盒子,木板还不能太薄,因为盖子要插进沟槽中……


  老先生身前也表示想魂归故里,所作诗词中就有大量关于天津的,“碧海红桑系我思,旧时风土几人题。”一生眷恋故乡的情愫,至今仍让人感动不已。


新报记者 单炜炜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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